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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士的阿喀琉斯之踵09955港京印刷图源

更新时间:2019-10-11

  本书凝聚了作者20年的战略研究成果,呈现了大战略逻辑跨时空、跨领域、跨文化的交融与映衬。众多国家领袖和政治思想家分别化身为“狐狸”或“刺猬”,甚至是两者的综合体。作者认为,人的思维常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中,如果能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追求目标与能力的一致性,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

  著名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曾被《纽约时报》称作“冷战史学泰斗”,现为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2005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著有经典作品《冷战》《遏制战略》《长和平》等。凭借《乔治· 凯南传》,荣获2012年普利策奖。

  何为“大战略”?该术语多出现在学术著作中,意指一个国家动用一切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以达到扩大自身在全球范围内利益的目的。由“冷战史学泰斗”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撰写的《论大战略》(On Grand Strategy)并未如安吉洛·科迪维拉、爱德华·米德·厄尔、劳伦斯·弗里德曼、B.H.李道尔·哈特、爱德华· N.卢特瓦克和威廉姆森·默等战略学理论家的著作般,提供综合全面的分析或是详实的历史记载。加迪斯本人也承认,“传统意义上,大战略与宣战、交战密切相关”,因此战争往往是其教程的主旋律。

  本书由10个章节组成,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薛西斯一世入侵希腊,到英国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看法,逐一按时间顺序一一展开。加迪斯不断强调一点,大战略家必须抛弃情感、自我和传统智慧,接受“不自量力,迟早得打回原形”的事实。然而如此不言而喻的道理,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解说吗?

  这观点乍看之下或显陈腐,尤其书中列举的许多领导者都是天才,但是天才也难免犯低级错误。从带领雅典人远征西西里的将军们、尤里乌斯·凯撒跨过卢比孔河、亚历山大大帝横渡印度河,到拿破仑与希特勒止步俄罗斯边境、林登·约翰逊大规模武装侵略越南,都将过去战术上的胜利等同于未来高枕无忧的战略优势,欺骗自己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比对手强大,结果就此命丧黄泉、受尽屈辱或是一败涂地。

  书中的案例选自加迪斯近20年里在耶鲁大学讲授的“大战略研究”课程。此前耶鲁大学至少已出版了3本类似的著作,分别是保罗·肯尼迪编辑的《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查尔斯·希尔的《大战略:文学、治国方略和世界秩序》和琳达·库尔曼的《常识教义:耶鲁大学的大战略教学》。本书旨在提醒美国民众,美国是如何借大战略赢得两场世界大战、取得冷战的胜利,最终成为了20世纪独领风骚的世界强国。若不然,国家和人民就会陷入战后困境、经济停滞等不幸中,不断消耗各种资源,令美国在70年内分崩离析。

  本书或许是加迪斯的教学内容整合,间或夹杂的文学与历史分析、学生发表的言论以及其长达数年的课程研究结果,加上频繁使用的格言和谚语,使《论大战略》更像一本反思历史战略的回忆录。加迪斯认为,磨炼战略思维的最佳方法是在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研读“近代政治学之父”尼科洛·迪贝尔纳多· 代·马基雅弗利与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经验和建议,参透西方文化上下2500多年历史、文学和哲学的相互作用,了解以孙子为首的非西方思想家的深刻见解。

  钻研战略理论与实践,一是要有掌控细节的能力,二是要有谦逊的态度。当然,聪明的做法是保证贯彻计划的同时,兼具相当的应变能力,但万一两者相冲突怎么办?你有足够的手段,保证事情朝着最终目标前进吗?还是说你的计划更多是空想,满载着不良情绪和自我主义?更好的办法是成为伯林那样聪明灵敏、善于应变的狐狸,而非思路单一、09955港京印刷图源,一厢情愿的刺猬,或是像马基雅弗利那样,做一个擅长模仿、适应和融入的人。

  历史上不乏自高自傲之人,而狂妄自大常常是毁灭的前奏。再大的权势也无法阻止意外的发生,或是掌控失控的场面。从雅典的瘟疫、俄罗斯的严冬,到伊拉克的简易爆炸装置和党派之争无不如此。究竟为何,民主的雅典人在与斯巴达交战的间隙,转而攻打500英里开外中立且民主的锡拉库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理由跟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率领“最幸运的无敌舰队”向英国进攻一样,都是因为狭隘的傲慢。听起来很讽刺,但确实很多人并未正视过这些问题,而了解傲慢的潜在危机对领导者来说极其重要,也许这样就能阻止公元前415年和1588年的两场灾难。托尔斯泰和克劳塞维茨明白,善意可能会造成恶果,反之亦然。加迪斯则证明,最好的将领经常会遇到自相矛盾的情况,且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无视或忽略是最不值得称道的做法。

  在加迪斯看来,成功的战略家都是伺机反击的实用主义者,能屈能伸,心坚石穿,静待机会到来并充分利用,而非强硬改变现实条件。凯撒强势把罗马共和国改造为一个全球霸主,却忽略了有数百年历史的共和国政府的反击,那么他被那些议员暗杀也完全是可以预见的。他的养子奥古斯都就精明多了,跟1800多年后的奥托·冯·俾斯麦一样,结交联盟,充分利用灰色地带,耐心等候敌人或盟友犯错,从而从中获利。

  自以为是的狂热定然不可取,领导者一定要有自知之明,特别是自己对身边人的影响力以及对悖论的理解。如果拯救文明的最后手段是打仗,再没有进一步行动,宗教就会失序,务实如圣奥古斯都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战争。风险是躲不过的,他自己很清楚。但是当冒险被置于一国利益之下,当事人思考严谨、行事大胆,那么冒险就不再是冒险。

  加迪斯视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美国英雄,认为他们“拯救了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然而罗斯福其实早就知道美国具备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去拯救欧洲和亚洲,他出手的前提是要做好铺垫,保证美国人不乐于看到这场战争到来。与其他人相比,伍德罗·威尔逊在缔造战后和平方面说不上成功,因为他未能使美国加入国际联盟,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任期内的最大失败之一。

  加迪斯在结尾提出的结论很值得深思:真正的美德并非救世主式的干涉,也非对乌托邦的追逐,不可否认数百万人就是因此受骗、受害或者丧命。取而代之的是,伦理领导追求的是更好的可能性。毕竟奥古斯丁并未自以为是地把元首制倒退为共和国,引发新一轮纠纷;林肯发动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也并未像十字军东征那样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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